他访谈的每个人物都与国家命运和改革命运休戚

05-28 访谈

  这70年,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,直到通过持续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,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中国,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。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,事关一个亿兆人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,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,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,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。这70年的中国,从数千年的封建观念笼罩中,从盘根错节、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中,锐意革新、艰难突围,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?改革开放究竟是由哪些人、哪些事一一促成的?碰到过哪些坎坷、采取过哪些应对措施?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?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具体所指又是什么?

  这本《中国寻路者》,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,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。开卷之益,就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“史记”。

  这本书选自作者的“高访”系列访谈,该系列甫一问世便颇引人注目。很有一些同行钦羡。一是羡慕高渊的文字,二是羡慕身为党报记者,有这样自定主题、采写人物的“随心所欲”。

  作者确实得天独厚。借力上海报业的全方位改革,他成为解放日报的特聘首席记者,这个“特首”,让他没有了职务和条线的羁绊,可以做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采访调研,也就有了重磅的“高访”人物系列。

  其实,即便有了这样的“得天独厚”,也不是谁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如此水准的高访主笔。细数他笔下的人物,你会发现,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。没有充分的积累、学养和见识,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,拥有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。

  陈锡文,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,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,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村改革“一号文件”。他回忆80年代初成立“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”之际,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,他还记得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,“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,农民如果还贫困,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……就不可能现代化”。

  石广生,前外经贸部部长,主持中国入世谈判,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》。十几年后他感叹:“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,中国入世是成功的!如果当时再拖下去,不仅中国会晚受益,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。”

  王新奎,曾经和一些青年学者一起,同几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定期务虚,感受了上海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的历程。作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,深度参与了浦东改革开放进程。他认为,改革“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”。

  王赓武,出生在印尼的澳大利亚公民,国际影响力颇大的中国问题专家、香港大学前任校长。他提出“中国正面临第四次崛起,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,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”。

  郑永年,浙江农村家庭走出的书生,继王赓武之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。他说:“我总觉得80年代是很好的时代……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,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。”

  这些人,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;这些话,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、经久不息。在高渊的书写下,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、熠熠生辉。这样的一些人物,显然是高渊有意识的选择,是有意在为新中国、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,这些实录发人深省,也深具史料价值。毕竟,我们和我们的后人,都太需要了解改革的来处,都不能忘了当年为什么“非改革不可”,也由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决策层不曾动摇过改革共识,包括当下对“改革再出发、思想再创新”的一再鞭策。也许,越到后来,如“高访”这样的人物选择、这样“保真”式的书写,会愈发凸显出其分量。

  看得出,每访一个人物,作者都做足了功课。他的发问不温不火,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;同时又有和受访者平视、对等的姿态,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。中国从来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,“正入万山圈子里,一山放过一山拦”。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,带同读者一起,随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、泥淖与渡口。

 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,比如问王新奎: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,在你的心目中,“改革”是什么?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:“‘改革’这个词,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。原来不说这个词,讲的都是革命。”“‘改革’有它的特定含义。简单地说,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,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,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……”之后,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,从王新奎的叙述中一一过眼。

  有时是闲到不能再闲的闲笔。比如作者问郑永年: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,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“周日徒步日志”,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,只走不跑吗?结果引出郑永年的回答:“我一直觉得,男人需要三种感觉:饥饿感、疲劳感和孤独感。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。”他还提及在浙江四明山区的童年,“经常吃不饱饭,而且干农活很累,劈山造田、修公路、种树,等等,我都干过。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”。农民的儿子这条线,一直在访谈中若隐若现,或能解释网友眼中郑永年“曲线救国”的心路历程。

  当然,“高访”的采访对象,并非都是“改革人物”,比如也有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、法学界泰斗倪征的女儿倪乃先,还有媒体人白岩松……但是,尽管不在改革的核心位置,他们的工作仍然和新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拓宽了新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维度。

  新闻人物的“高访”,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——法拉奇。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,以迂回、逼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,具有浓重的“法拉奇”标签。在采访中,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,当仁不让,咄咄逼人,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,由此采访出了很多经典作品。

 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。他的公号署名“水米糕”,颇能说明他的采写风格——很糯、很温润、很纯净,没有华丽的描写、锐利的词锋,也没有炫技式的枝枝蔓蔓,却使记者和受访者、新闻和历史、人物和时代不落痕迹地深度交融,难分彼此。他访谈的每个人物,几乎都有惊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,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。但在他,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,或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,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,话题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、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……在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,却充盈着某种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息,透出属于新中国、新时代的痛与快乐、爱与哀愁。

 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。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奏,访谈中的控制能力,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——这一切,唯有站在“高”处,方能做到。